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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一种也有失偏颇，李广在元狩二年，以四千骑兵周旋在左贤王四万大军中，杀敌三千有余。
这样的功绩不能简单地用四千减三千去计算，面对十倍于自己的雄军，战力的换算也要平方后在比较，如此算来，堪当一句“杀虏亦过当”
。
后面一种运气说也有一定的道理，六次重要的汉匈大战节点，他基本上没蹭上什么好机会。
元光六年的试探进攻，失败，元朔年间大败右贤王的两场战役，他压根没参加。
等元朔六年，他随着卫青的军队出征时，此役汉武帝已经开始不给卫青封赏了，于是来晚了的李广连口汤都没捞到。
再到元狩二年，霍去病率主军，而李广的部队作为疑军，即先遣烟雾弹，也没有得到封赏的机会。
再到最后一场漠北大战时，李广没有服从卫青的安排，迷路后不愿将罪责怪给自己的部下，选择饮恨自刎。
这场战役中，卫青没有安排李广加入自己的主君，为人诟病，但其实就算李广恰好拿下单于首级，作为跟着卫青的部下，他能不能得到封赏也难说。
如此看来，李广的确是有些时运不济——年轻的时候，前一任领导喜欢用年长的老将，等他成了老将后，新领导汉武帝又偏爱任用锐意进取的新人。
但最核心的问题不在这里。
汉朝不合理的封赏制度，也要背一部分锅，以首级计算，太过僵硬死板，加之作为疑军时，战略意义突出但并不容易出战果，也是问题。
此外便是本朝集权于主将的特殊战术。
在具体的战役中，我们一般会归功于卫青、霍去病等人的骁勇善战和指挥得当。
但是当我们将汉匈之争的跨度拉大，在这长达几代人的拉扯中，离不开的是文景之治修生养息，使得汉武帝拥有足够的资本，汇聚成一股强硬的实力军队。
两军对垒，最先看的便是双方的硬实力。
汉武帝的用军策略很简单，甚至因为它太过朴实无华，所以往往被大家所遗忘。
那便是“集中兵力”
。
无论是孙子兵法，还是我国近代的十大军事原则，古今中外许多军事论著中都点名了集中力量的重要性。
这四个字体现在汉军上，就是将兵力优先集中在卫霍统领的主军上。
王莽之后，外戚成了乱政的代名词，但是在此时，卫霍这样的外戚名将是汉武帝敢于把庞大的军队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的根本原因，只有这样荣辱绑定的关系，才能得到专制君主最深厚的信任。
后来再也没有哪位将军能有卫霍漠北之战这样的壮阔景象，因为君主专制总是要先安内，内部的稳定下，才会考虑向外扩张，诸如雍熙北伐一类，将兵权分散到几支手中，便失去了人数的优势。
这样的战术在大局上来看，甚好，但是落在李广这样的老将头上，难免成了其中的牺牲品。
种种原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李广难封的局面。
这个问题不能一昧地甩给汉武帝不任用李广头上，应当结合具体的实践发展来看，才不会失了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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