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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方最重要的证人当属赛摩尔·豪勒博士。
他说在1994年10月5日的约翰·d·隆湖双命案发生前数月，苏珊·史密斯已经有了明显的忧郁症和严重的自杀倾向。
为了排解其孤独感，苏珊开始酗酒，并陷入了一种自我毁灭式的性关系网中。
在案发前的六个星期内，苏珊同时和几个男人之间有性行为，包括她的继父巴威利·卢索，她当时的男朋友汤姆·费利，汤姆·费利的父亲、康硕产业的总裁及苏珊的老板j·卡瑞·费利，还有她已分居的丈夫戴维·史密斯。
赛摩尔·豪勒博士认为，苏珊的性行为只是暂时地缓解了她压抑的心情，接踵而至的罪恶感反倒使她跌进了更深的压抑之中。
赛摩尔·豪勒博士印证了汤姆·费利的说法，他告诉法庭：“她的性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为了自身生理的满足。”
就像她小时候勤奋学习以讨好家长和老师一样，在与男人zuo爱时，“苏珊更关心的是取悦于他人，让他们都喜欢她。”
赛摩尔·豪勒博士进一步指出，苏珊与汤姆·费利的关系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苏珊“和许多男人都有强烈的、长期的性关系，很难说汤姆·费利就一定是她最钟情者。”
所以公诉方关于苏珊·史密斯为赢得情人而谋杀两个孩子的所谓作案动机的推论是“一个荒谬的想法”
。
当谈到双命案发生的夜晚时，达韦德·布卢克向赛摩尔·豪勒博士提出了一个人人都关心的问题：“为什么苏珊·史密斯最终没有走进湖水里？”
豪勒博士答曰：“出于人人皆有的求生的本能。
尽管在她拉开车门跳出马自达之前，苏珊已经决定了要和孩子们一起葬身约翰·d·隆湖，但在最后的一刻，她害怕了。”
赛摩尔·豪勒博士告诉法庭，当苏珊·史密斯压下紧急制动手闸，让马自达滑入约翰·d·隆湖时，她的脑子里出现了空白，使她没有意识到两个孩子的存在。
豪勒博士分析了苏珊离开湖岸到麦克劳家的路上，开始编造谎言时的心理过程，指出苏珊并非公诉方所描述的处心积虑的谎言家，她这样做只是生怕别人把她想成一个坏女人。
赛摩尔·豪勒博士最后说，如果苏珊的压抑症和自杀企图能及早引起人们的注意，只要稍加治疗，这桩震惊全国的惨案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被告方还传唤苏珊的朋友，熟人，邻居等，这些了解苏珊，甚至看着她从小长大的人们告诉陪审团，苏珊自幼便是一个听话的，但心思很重的孩子，她从十岁起就出现了自杀倾向。
他们还作证说苏珊确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母亲，戴维的妹妹贝奇·史密斯说，在本案发生以前，她一直把苏珊当作一位为孩子鞠躬尽瘁的母亲的典范。
7月日，星期六，总结性发言。
首席公诉人托马斯·波普声情并茂地向陪审团勾画出史密斯兄弟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们被困在车座里，哭泣，叫喊，要妈妈。
而那个把他们放进车里的女人却站在高高的湖岸上，用双手堵住了耳朵。”
托马斯·波普再次强调了苏珊·史密斯的作案动机。
“她以那只紧急制动手闸作为武器，结束了两个年幼的生命，只是为了创造一个和她所倾心的情人汤姆·费利一起生活的机会。”
被告方的茱迪·克拉克的发言则不那么富于戏剧性，她一如既往地利用每一次机会争取人们对苏珊的同情。
她强调苏珊作为一个母亲“对孩子们的无条件的爱”
，指出她：“并没有蓄意要加害于迈可和亚历克思，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谋杀。”
“被告人并不是邪恶的化身，而只是一个被生活所扭曲的绝望痛苦的灵魂。”
“苏珊确实是自己作出了选择，一个有悖情理的悲剧性的选择。”
“她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真正导致这一行为的，却是她的郁闷，压抑和孤独无助。”
法官威廉·霍尔显然也是同情苏珊的，他在向陪审团作指示时告诉他们，除了公诉方所起诉的谋杀罪外，他们在审议时也可以考虑较轻的如过失杀人罪。
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过失杀人罪只判至10年有期徒刑。
陪审团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审议，于当晚7点55分作出了裁决。
陪审员一致认同公诉方对案情的陈述和分析，认为当苏珊·史密斯在约翰·d·隆湖畔压下马自达轿车的紧急制动手闸时，她完全清楚她在做什么。
他们也支持公诉方关于被告人作案动机的观点，指出苏珊·史密斯之所以谋杀迈可和亚历克思，是因为她那位花花公子男朋友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孩子。
当陪审长在法庭上宣布，陪审团裁决被告苏珊·史密斯两项预谋杀人罪成立时，苏珊以手掩面，浑身颤栗，泪水从指缝间流出。
只过了一个星期天，7月4日，1名陪审员又回到威廉·霍尔法官的审判室。
他们这一次的任务是为被告苏珊·史密斯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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