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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通行证，其实就是明代的路引，清代的凭证。
但是，路引、凭证这东西，还真不一定非要有，有时候各处大门的门卫也懒得去查。
硬要对比，它类似于疫情期间的小区通行证，本小区的人持有该通行证，非本小区的人，要有证明，没有事由的情况下，是不能随意出入小区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事实上只有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进门才需要这东西。
清朝初年，地方上沿袭了明中期以来的松散习惯（高压态势没法持续太久），尤其是城市，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查凭证，在偏远地方更是如此，这才导致屡有逃犯轻松渡过关口的事情发生。
流放犯们逃跑的目的地通常有三种，第一个就是上面所说的原籍，这是清初的犯人常有的选择。
后来清政府做了一系列改进，要求关口严查，还让流放地将军一旦发现有人逃跑，就立即通知罪犯原籍，拿获逃亡罪犯有赏，从而堵上了这个漏洞，使得罪人轻易不敢回家。
第二是人员成分很复杂的地方，比方说招收流民的军队，流动人口很多的州县，成功率很是不低。
雍正年间，一个叫王树丹的汉人在东北给披甲人当了四年奴隶，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了，于是逃跑。
又不敢回家，跑到广东当起了神棍，给人看相为生。
后来十分想家，想到自己父亲那么大年纪了，也不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样，死了没有。
于是偷偷回家探望，结果被人认出并抓获。
到夜里，又成功逃脱，这回跑到了杭州，依旧给人相面为生。
过了几年，又被人认出来，在绍兴府被抓。
第三是蒙古。
蒙古地广人稀，经常有经商的马队、丹门沁（货郎），还有成群结队割草的汉人过往。
蒙古人好客，留宿外人通常也没人知道，犯人的住宿不成问题，而生活上，稍微低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能混过去。
抗粮案的罪犯，选择逃跑的有30多个，不管中途跑到了哪里，最终几乎全都跑回了老家。
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一路上都没受到任何像样的阻碍，以至于平平安安地从关外溜进了关内，从黑龙江溜到辽东，过海到山东，又从山东溜到江苏，过江，返回了浙江原籍。
原籍那边的人，似乎不想惹出更大的麻烦，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县里的官员也不过问。
就这样过了几年，混到了大赦，逃出来的人们，便开始光明正大组织吃席了。
就这样，流放61人，短时间内死亡17人，逃亡33人，下落不明1人。
最终只剩下10个人，在康熙年间被赦，得以以平民的身份回归故里。
而我依然要说，流放之恐怖，不仅仅在于外部环境，还在于世道人心。
这10个人中，成功活下来的，有一个叫蔡础的文人，最后成了半个精神病。
蔡础是个非常忠厚老实的人，我可以做证，他在这件事上真的没犯任何错。
抗粮案的起因是，一对书生兄弟补交了多年前的税，税差却把钱私吞，官府让他们再交一次，他们不愿意，被捉到府衙打，一个重伤，一个被打死。
引发了浙江台州书生们的集体抗议，蔡础的学生也参加了这次抗议，他本来就没参与，结果学生署名带上了他，他被卷到案中，几经辩白，依然被送到离尚阳堡很近的开原服役，当了多年的苦力，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抗粮案从头到尾，事事都透着荒唐，最荒唐的就是清廷不管那么多，找了个抗粮抗税的借口，整死了那么多的人，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
蔡础服完役回到老家后，神经兮兮地把自己的笔、墨、纸、砚都埋了，绝口不提任何想法。
碰见人的时候，别人都奇怪，问怎么你看人的眼神如此凶狠，跟谁有仇似的？又为何总是对着空气和自己的影子喃喃自语？
蔡础听了，只是摆手说：「不知道。
」
回乡的蔡础，完全变了一个人，不再和人谈笑，不再是德高望重的鸿儒，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曾开馆收徒，备受人们敬佩的诗人、学者，如今却成了毫无灵魂可言的行尸走肉，想想真是可笑。
7年的流放生涯没有杀死他，却又真真切切地杀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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