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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普希金的说法：“这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你可以说卡拉姆津现了古代俄罗斯，就像哥伦布现了美洲大6一样。”
尤其是1812年卫国战争胜利的背景下，更是引了全社会对古代俄罗斯的兴趣和骄傲。
而在卡拉姆津著作出版之前，许多在旧观念影响下长大的俄国人一直认为他们的历史始于彼得大帝统治时期，现在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过去，去那里寻找他们国家意想不到的力量来源，于是便有了斯拉夫派。
从这一点上来说，卡拉姆津在俄国起到的作用，明显要大于创作了《史记》的司马迁，达到了半步孔子的程度。
亚瑟敢下这个定论可不是无凭无据的，他的论证核心主要在于三点。
第一，卡拉姆津和孔子的行事作风和思想观点都属于温和保守主义者，他们俩都无意反对封建制度，其政治理想只限于开明君主制。
第二，两个人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崇古思想，孔子撰写《春秋》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希望重新奠定天子一尊的地位。
卡拉姆津创作《古代和近代俄国研究》，认为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专制统治是几近完美的，指责现今沙皇执行的赞助政策以及斯佩兰斯基改革带来的官僚主义。
第三，二人都在学术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并拥有大量的追随者。
卡拉姆津是俄国语言改革的核心人物，可以说是俄国‘新文化运动’的起者和标杆，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普希金等著名诗人，教育大臣乌瓦罗夫、彼得堡科学院院长布鲁多夫等人全都是他最热切的支持者。
孔子那边更是不用多说，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人，各个都是庙里供着的。
卡拉姆津之所以只是半步孔子，说到底，也不能算是他的错。
在这方面，他主要是吃了时代的亏。
同样的事情，你在公元前做，你就是柏拉图、苏格拉底，是亚里士多德。
但是你要想在十九世纪成为俄国的‘素王’，那可是大逆不道的。
因为，沙皇之于东正教，就如同奥斯曼苏丹之于伊斯兰教。
根据彼得大帝1721年颁布的《宗教章程》规定：东正教牧制正式废除，并建立隶属于参政院的、与其它各委员会平行的宗教委员会，并由沙皇本人出任“最高牧”
。
而且由于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借由《宗教章程》，历代沙皇不仅认为自己是莫斯科及全俄东正教大牧，还觉得自己是整个东正教世界的统治者和精神领袖。
而这，也是沙皇几个世纪以来偏要与奥斯曼土耳其人过不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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