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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年，李贽在狱中以刺刀自刎，死后，被称为牺牲自我。
这一评论不能不使人感到怀疑。
李贽的著作不容于当时而屡被官方禁止，但是仰慕他的人则不顾禁令而不断加以重印。
这些著作，虽然篇幅浩瀚，然而并没有在历史上开拓出一条新路。
李贽并不缺乏勇气，但是通常来说，这样类型的作家如果现了崇高的真理而愿意为之牺牲自己，他的文字中间就会表现一种燃烧性的自我满足和欣快。
这些特点不能在李贽的著作中见到。
少数的评论者，竟说李贽站到了下层民众的立场上，批判了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
这种论调自然更属于无稽。
他在158年离开姚安知府的职务以后，一直倚靠朋友中地主绅士的周济以维持生活，而他从也不觉得接受这些周济有任何不妥。
这个社会容许他不耕而食，但是他从来没有提出应当改组。
如果在某些地方批判了他的地主官僚朋友，那也只是着眼在私人的性格和品德，而从没有提到经济立场，同时他也明确指出这种评语可以同样适用于自己。
在若干场合，他一方面自我批评，一方面又自我怜惜。
在给侍郎周思敬的信里，他说：“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
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
可如何！”
在这种语调中看不出丝毫自我牺牲的意味，也就是说，写信的人并没有能以燃犀烛照的锐利眼光看透社会的痼弊，立下“与汝偕亡”
的决心。
但是李贽对这个社会具有理智上的关心，则属毫无疑义。
这种关心和信仰自由有其相通之处，在它的后面有社会经济的背景，也有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特别的关联，而其个人的心理上和哲学上的特点尤其不能忽视。
这些条件只能更把李贽构成为一位特色鲜明的中国学者，而不是一位在类似条件下的欧洲式的人物。
李贽是儒家的信徒。
1587年以前，他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义务。
次年，他即剃为僧，时年六十一。
剃的原因是他的环境已经允许他抛却呆板、拘束的生活，得以寻求个性的自由展。
这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遁世，不论从理智上看还是从社会关系上看，他此后的言行实际上代表了全国文人的良心。
当被捕后接受讯问，他回答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
这种精神和路德的倔强相似。
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解释经典，这也和宗教革命的宗旨，即几信徒即为长老的态度相似。
但李贽没有路德的自恃，也缺乏伊拉斯谟斯的自信。
在他自裁以后气绝以前，他用手指写了王维的一句诗以解释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
其消极悲观的情绪已显然可见。
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
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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